即便我们不能说所有权在网络空间已经消亡，但无论如何，元宇宙中的所有权并非针对真正的有形物品，而是一种获得许可的形式，是一种使用的权益，是获得特定服务的机会。

（一）价值坐标：现代公共卫生法治理念下的正当性要求 现代公共卫生法是政府为了确保人们享有健康生活（包括识别、预防和降低人群的健康风险）的条件而应具有的权力以及应当承担的义务。不管是基于权力行使规则的角度还是权利保障规则的角度，国家主义防治观和专业主义防治观的本质区别在于由谁来决定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进而其评价的标准则在于谁来决定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更具有正当性。

乙类传染病是指：病毒性肝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艾滋病、淋病、梅毒、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炭疽、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黑热病、疟疾、登革热。以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据官方公告，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卫健委）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七种分类的设置体现了日本立法对传染病防治对象进行严格精细化区分的精致主义态度。[34]参见孟融：《论突发疫情防控措施的国家向度及法律控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27]医学、法学和神学被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三大学科和专业，包括了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的中世纪大学出现以后，专门行业和专业人员才开始以一种现代人能够辨认的方式发展出来。

这种类型和立法模式以芬兰和挪威为代表。本文无意为《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及相关制度的修改提供一份可供立法者直接参考和采纳的具体文本建议，而是选择退而结网，基于专业化建设的整体思路，提出三点初步的建议，以检验笔者对传染病防治法调整对象制度总结的理论。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也在加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党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对成绩显著的，予以褒扬。[30] 笔者曾从政法叙事的角度阐述了三个时期关于共同富裕政策的一致性，参见邵六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政法逻辑》，2022年待刊稿。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对民众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拥有一份职业，因此就需要在保障就业与提高劳动者权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这一规定我们也能够发现，就业本身是最大的权利，社会舆论中特别关注的劳资关系并不是该条例的核心关切。

扣除2020年判决、2021年发布的外，还有40多份。[21]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1民特1449号民事裁定书。

[2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律的关系，有着比较清晰的理论框架予以回答，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能够成为这一研究的基本框架，对此的分析更多能够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一常见命题入手。[12]这启示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共同富裕之法治保障的时候，必须要有意识地观察到法治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张力，从而超越法教义学的平面化解读，从政法研究的角度揭示共同富裕的深层多维度逻辑。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都以三农为主题，学术界对此也多有阐述。正因为如此，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会更为谨慎的有所收缩。

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党史、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的。在这份立法工作计划中，共同富裕问题位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层面上，专门涉及了妇女权益保护、法律援助、社会救助等议题，下文我们将具体观察共同富裕的立法实况，由此也可以比较立法规划与实际立法中的区别。[28] 习近平：《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25]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包容性，以及12个核心价值能够在相应的法条中找到对应，容易产生司法的效果，因此有不少研究从司法的角度切入。

不管是在立法目的还是在基本原则中规定，其功能是相似的，都是从宏观上确定共同富裕的价值。法律文本中的表述与国家政策中的表述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马上成为人民据以行动的理由，也可以成为向法院主张权利的依据——而国家政策不能成为司法的依据。

[31]本文将共同富裕的入法过程概括为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粗略意义上来说的，准确的说，共同富裕是国家在经济社会建设层面上的一种新的价值导向，更接近于官方话语体系中的方针。鉴于中国的司法权定位，法官无法在裁判中进行法律解释而只能适用法律，因此，如果共同富裕没有进入立法之中而仅仅停留在政策的维度上，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期待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制度本身所决定的。

[33] 参见刘同君：《论农民权利倾斜保护的价值目标》，《法学》2022年第2期。本文这里所说的地方性法规特指《立法法》第72条规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所制定的效力最高的地方法规，本文重点关注22篇地方性法规，尽管这一样本量不大，但是却最有代表性、能够代表地方在立法过程中援引共同富裕的真实情况，其基本的情况可见下表2. 表2：地方法规中涉及共同富裕立法统计（截止2022年3月25日） 在北大法宝命中的22篇地方性法规中，涉及的主题更为丰富，除了我们在中央法规层面中看到主题外，还涉及性别平等、民族平等、非公有制经济三类，与此同时，在涉及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地方立法也多有推进。根据《建议》，国务院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5] 这种互动关系在司法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笔者曾以审委会与合议庭的互动机制为框架，分析了政治考虑如何借助审委会与合议庭的互动机制进入到司法裁判之中，借助审委会与合议庭的多轮互动机制揭示了司法过程中的政法互动。共同富裕是此次条例修改时吸纳的内容，在该条例2014年修订版、2016年修订版中都没有提及共同富裕，这一修改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性别平等？在中国的劳动市场上女性遭遇的歧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需要为家庭、特别是子女养育付出更多的精力，该条例的最新修订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如全面贯彻三孩生育政策并删除不适应三孩生育政策的内容、完善生育休假制度、支持托育服务发展。民族学研究者指出，当前民族工作中所遇到问题是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分化在民族关系中的反映，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发展不平衡导致的。

[23]但是，即便是此类援引，也更像是一种表态或修辞，依旧没有对法院的说理或最终的判决产生实质的影响。[38] 五、立法对共同富裕的重新构造 从上面两节中我们看到，当共同富裕从政策演变为立法语言、进入到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文本之中时，立法会对国家政策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和改造，这就体现为法律对政策的限制。

[42] 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266页。[14]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6民再20号民事判决书。

深化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3]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晋07执复33号执行裁定书。

在法治的各个环节中，司法经常被认为是技艺理性的过程，因此司法面临的政治影响在学术上遭遇各种质疑，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如司法裁判中政法委的地位和功能是司法制度研究的敏感和热点问题。在近期的许多社会讨论中，996、打工人、互联网行业新一轮裁员潮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如何实现对工人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是最重要的分配方式，如何护劳动收益率是探索共同富裕建设的关键所在——社会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回报率大大高于劳动的回报率，由此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方针指的是国家道路贯彻到某一个领域中的原则和价值导向，如共同富裕建设。[10] 参见阎天：《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法学评论》2021年第6期，第52页。

第三，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立法的重点。由此我们能够发现，党和国家的政策对共同富裕的规定可以非常宏观，这种政策可以有一个长期的实现过程。

农村扶贫开发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三款内容分别对应着宪法第6条、第7条、第8条关于所有制、农村经济制度、根本分配制度来的，与近些年国家所提的共同富裕议题关联不大。

也有省份在立法目的中规定共同富裕，如《福建省乡村振兴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浙江省的立法规划中并没有对共同富裕的领域做限定，而是从整体上来表述的。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近些年最为重要的宪制问题之一，推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需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政治上的国家认同、法律上的宪制建构，都需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和谐发展基础上。促进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应当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循序渐进。四、地方性法规中的共同富裕 从前面的数据搜集情况可知，很多地方法规涉及了共同富裕，在北大法宝数据库的筛选标准中，对地方法规的标准较为宽松，因此274篇的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就包含了《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越城区2022年三改一拆及无违建创建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关于金融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等过于细节的文件。通过百度指数分析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可见图1，共同富裕的搜索指数在2021年8月后有一个急剧增长。

[3] 参见邵六益：《党为何要领导立法——以人大立法为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7期。[7] 如沈斐：《美好生活与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内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在581篇的地方工作文件中所涉及的细节性的文件就更多了，因此本文必须对此处分析的地方法律做一下限定。[25] 例如，杨知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指导性案例的理据和方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15]另外，在辽宁本溪的系列裁判中，一审法院对建国初期农业生产合作社目标的界定，要逐步地用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逐步地用大规模的、机械化的生产代替小生产，使农业高度地发展起来，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使社会对于农产品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得到满足。第11条规定，推进数字化改革、推动共同富裕以及落实其他重大决策部署，需要统一技术要求的，省、设区的市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快制定相关地方标准。